安元奎，男，1963年5月出生，土家族，贵州省思南县人，现为贵州省作协主席团成员，铜仁市作协主席，铜仁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教授。先后在《山花》《海燕·都市美文》《西部散文家》《花溪》《人民教育》《贵州日报》等报刊发表文学作品100余篇，有散文入选《新时期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选集》《西部散文精选》等选本。曾获贵州省第二届专业文艺奖文学类特等奖，第一届、第五届乌江文学奖，铜仁地区政府文艺奖一等奖等，著有散文集《河水煮河鱼》（贵州人民出版社）、《行吟乌江》（团结出版社）、《二十四节气》（现代出版社）等。
 
主要作品:
1992——1999，在《花溪》等刊发表古龙川系列散文《河水煮河鱼》《土改婆》《走船》《酒·小街·父亲》等；
2002——2009，在《西部散文家》《海燕·都市美文》《贵州日报》《铜仁日报》等，发表《寻找巴人》《野生的民歌》《凭吊绿阴轩》《虚拟的船号》等乌江文化系列散文；
2001年，散文《河水煮河鱼》获铜仁地区第一届政府文艺奖文学类二等奖；
2004年，出版散文集《行吟乌江》（作家出版社）；
2004年，散文集《行吟乌江》获铜仁地区第二届政府文艺奖文学类一等奖；
2006年，散文集《行吟乌江》获贵州省首届乌江文学奖；
2008年，本人作词的歌曲《思南姑娘大脚板》被列为多彩贵州推荐歌曲，并获贵州省群星奖，后有歌手在央视、省电视台、省电台等演唱播出。
2008年，由铜仁作家协会资助出版的散文集《摄氏八度》（中央文献出版社），收入《怀念歪屁股船》等6篇散文。
2009年，出版散文集《远山的歌谣》（大众文艺出版社）；
2009年，主编出版《思南文化旅游读本》（学苑出版社）；
2011年，散文《寻找巴人》入选《中国西部散文精选》（甘肃美术出版社）；
2012年，散文集《远山的歌谣》获第二届西部散文奖；
2013年，散文《寻找巴人》《野生的民歌》入选《新时期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选集》。
2016年，出版散文集《二十四节气》，团结出版社。
 
作品评论：
   
 
安元奎的散文笔致中正，气象沉稳，是一种具有中年气质的写作；个体现代意识的注入，使他的散文既宁谧邈远，又精神跃动，既回望过去，又向未来敞开，其新著《远山的歌谣》，是他在散文之路上的又一重要收获。
作为一个当年写下《河水煮河鱼》这样沉甸厚实、又流丽佻达的文字的作者，我们已经看到了他笔下的关于一条河的宽度和深度，看到了那条乌江支流所赋予他的叙述的魅力：自信，从容，如话家常，但又有针尖一样给人刺痛的内在省视。我们不会忘记，那个同情篓中的小鱼而暗中希望大人们不要赶尽杀绝，以便给他们将来留下一点的富于同情心的少年；不会忘记少年在接受现代生物知识启蒙教育以后，仍不肯放弃对于河畔“鱼鸣桑树巅”的美学眺望的坚持。而今，这个当年的读书少年已经走出了龙川河，他的笔触已不再仅仅停留在龙川河上，而是有了更大的目标：一条更大更宽广的江——乌江。乌江是龙川河的母体。关于它们的吟唱，我们已经在其散文集《行吟乌江》中有所领略。现在，我们在他的新著《远山的歌谣》[i]中，将再次丰富地领略；我们在他的乌江文化走笔中，将会读到他以当年描写龙川河时相同的热情（当然得再加上跋涉的辛劳）给我们献上的一系列文字：从对巴人的追踪，民歌的寻找，到盐号的探访，大哲先贤的精神叩访；从对千载土司王朝兴衰的勾沉，到对乌江石的赏玩，对泉口阁守望者的敬仰，及大山深处石头城的畅想……安元奎给我们铺展了一系列“走”出来的风景。从沧桑的遗迹故址，到时间深处不灭的精神火种，作者让我们的心随着乌江涌来又逝去的浪涛沉下又浮起，随着历史的骇浪感受灵魂的震悚和惊悸，让我们在触摸乌江河流文明的同时，亦经历一次次深刻的精神探险之旅。
 
一
 
我把作者的这一系列书写，看成是乌江这一含蕴丰富文化的精神实体，对作者内心的召唤。他们之间的精神上有一条通道，正是在这条通道上，安元奎找到了他的连续不断的书写意义。哺育作者成长的滚滚乌江，在历史中形成了一个挥之不去的巨大的不仅仅是物质存在的精神实体，作者的书写，是一个具有现代意识的写作个体，对文化母体的连续不断的体认。这种“体认”塑造了作者的散文写作，也塑造了乌江这一文化母体本身。在这样一种呈现“双赢”局面的勘探过程中，个体精神越饱满，神志越专一，知识越宏富，相互间洞开的空间就越大，作为勘探者的作者的精神空间，作为一种形态的乌江河流文明，就越宽广浩瀚地展现在我们面前。
而这，又是一个多么艰辛的历程啊！需要付诸多少的精力！
文化作为一种形态，其大部分状态是隐秘的。这有三层意思：它在历史深处，需要个体有意识的打捞；它化成我们的行为习惯、语言思维和潜意识，是一种“熟视无睹”的存在，文明意识尚未获得唤醒的个体，不会发现它的存在；最后，它与个体之间产生的联系通道是“隐秘”的：只能在内心的精神纽带上发生关联。正因如此，我才把作者的乌江文化走笔系列，看成一种“文化”对他的隐秘召唤，或他在自己的人生之旅（精神之旅）中听到了并顺从了这种召唤，犹如米兰·昆德拉之言列夫·托尔斯泰在写作《安娜·卡列尼娜》时听到了小说的声音，而改变最初的构想一样[ii]。乌江对作者探寻意识的唤醒，进而作者选择以散文形式与之贴近，其中奥秘似天启神示，在在难以追寻。
却可以肯定，乌江河流文明迷人的涛声，使安元奎决定对之进行捕捉，是作者求知欲的延伸和外化。求知欲作为人之天性，非功利的诉求多为教养人士所葆有，只有受文明惠风熏沐过的心灵，才会摆脱形而下的拘囿诞生形而上的追问，并付诸心力，我认为粗鄙之风大刮的当下，文化缺失正是基于此理。芸芸众生因汲汲于物欲的追逐而群魔乱舞怪象迭生，正是精神遭致放逐而生的恶果。建基于“有感情”的联系及发生在这种联系之上的追索，使安元奎为我们捧出了“乌江文化”，并终于在黔地形成共识：以散文方式勾稽乌江文化，首推安元奎。而我们知道，要获得这样的共识，在写作界并不容易，它说明安元奎历经艰辛乐心经营多年的乌江文化走笔，以其坚实独异的姿态，获得了人们的承认和敬重。
物质财富的单一的丰富，衬托出精神普遍缺失的困境，也促使人们充满对文化的渴望。我以为这是一个在讨论安元奎的“乌江文化”书写时，必须要关照到的一个文化心理层面。自近代陈独秀高呼推倒贵族文学、建设平民文学以降，作为文化的高雅表现形式已不复存在，过去的贵族文学、山林文学、隐逸文学，都被打倒，一齐拉到大众化的路子上。如刘再复所说，这是需要进行反省的，因为贵族文学的对立面不是平民文学，而是奴才文学、痞子文学[iii]。“文革”之后，文化满目疮痍，我们被人为地安置在一片文化的荒野。但是，人除了有动物性的享受安逸、作恶之外，还有探求未知的欲望。现在，我们伫立文化的荒原，看到了安元奎躬身孜孜寻找文化母体的身影，他坚定的身影，带给孤独失根的我们内心以慰藉——这，正是其获得赞赏俘获人心的最重要的文化心理导因（由余秋雨引导的“文化散文”热，正是基于相同的社会文化心理）。安元奎的散文，成为了人们喜好的读物，特别在本地域内，有着相当的人气；我不止在一个场合，听到一些文联工作者对安元奎散文的赞赏，他们是每遇必读，甚至收藏。
如果我们再进一步，探知一下作者的创作心理机制，则会看到，这是儒学传统文化熏沐下的一个知识分子的自觉文化担当和使命意识之体现。作者的创作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一种代言性质的书写，一种生命意识中根深蒂固的“使命”使然。安元奎身上的儒学的影响，见诸他有意识地对乌江河流文明的不懈挖掘与追寻中，见诸于积极进取的精神体现中；作者的系列乌江文化走笔，正是儒学传统追求“立言”之表征。此外，从作者行文之周正雅训，为人之谦和低调，风度之儒雅内敛，都有鲜明的传统知识分子形象的特点。再者，作者熟读经典，雅好词令，我们不说作者受传统文化影响也难。
 
二
 
 黔东大地，“千百年来，内外物资全凭乌江贸易，主流文化全赖乌江输入，系列古城全傍乌江兴建，无数生灵全靠乌江养育。”[iv]乌江作为一条“泽佑黔东，恩惠万民”的母亲河，它孕育了千年的文明，注定要成为书写者的传奇。
很快地读完了《远山的歌谣》，在那些氤氲着乌江浪涛和历史烟尘的篇章中，我强烈地感受到了作者的赤子情怀，这种情怀给了我内心以猛烈撞击，让我在对于故乡的眺望中赧颜羞惭。对具有相同贫困乡村生活经历的我来说，他笔下的诸多场景和体验于我感同身受，没有不可理解的地方；使我惊讶的是他的书写的指向：始终如一地为一块地域奉献、倾注心力——正是这种姿态中所展示出的饱满而专一的精神力度和向度，让我感动，并自叹弗如。安元奎是真正的长养他那快土地的儿子，他以浓烈的热情书写着故土的人情风物，笔力沉厚，笔法精致。可以说，他的全部写作都是奠基于乌江之上的，那些亡故的亲人，正是乌江边上的生动的灵魂。在他的文字中，我们见识到了作为地理名词的乌江后面隐秘的、沉甸甸的斑斓锦绣。他的文字是雅训畅达的，具有比较突出的审美特征。下面我们来具体分析一下。
作者沉得住自己的心性，探幽赜微，把自我完全溶入书写对象，竭力把自己沉浸在过去的烟雨之中，用眼用心，感受对象文化的精深，义理的微妙，意蕴的丰渥，赞叹其技艺的惊天地泣鬼神；又为其遭致的灾难扼腕叹息，表现出深情的体恤，体现出历史的“同情之理解”的态度。一栋盐号的历史即是一段生存的奋斗史、挣扎史，一场精神的荣耀史。生之艰难，仿佛从来如此。作者喟叹：
 
我以为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乌江的盐业商贸其实是夹在黑白之间的一种灰色经济，盐商们只能在官与匪的夹缝中战战兢兢地生存，随时有破产的风险，做大做强极为不易。（《最后的盐号》）
 
《水西，一个土司王朝的千载兴衰》一文，气势沉雄阔大，详细的史实，清晰的梳理，激昂的笔调，慷慨的情感，得体的议论，汇成历史深处涌来的长涛大浪，让人心潮起伏，久久不能平静：
 
从此，水西结束了自我封闭的历史。因为有了这个龙场驿站，后来才使一个被贬谪的王阳明与贵州及乌江结缘，成就了一个大哲学家和一段千古佳话。（《水西，一个土司王朝的千载兴衰》）
 
作者熟稔史实，如数家珍，给读者以知识和享受。那么，我们在这种愉悦的背后，是否忽略了作者宏阔的历史视野？我们相信，这样的历史视野肯定给了作者人生经验以滋养。
安元奎的文字简洁精练，点到即止。不铺排，不矫情，不伪饰，拒绝纯粹的“物质主义”，注意把握行文的情感节奏和适时的意义升华；语词虽系状物，却有厚实的人生体验渗入其中，在不自觉中完成了形上寄予，彰显命意：
 
那桀骜不驯的石块，挣脱山岩的桎梏，淌过寒冷的冰川，从时空深处走来。他们尝试着从上天钦定的命运里突围，开始漫长的流浪之旅。但乌江并非一帆风顺的生命航程，因为拒绝随波逐流，它们注定要在河床上坎坷挣扎，遍体鳞伤。曾几何时，峥嵘的棱角渐渐失落在时间深处；那些愤怒的呐喊，也消解于无垠的沉默。（《乌江石》）
 
其语言明白晓畅，颇具古味，行文中不时出现的四字句及对仗手法，透露出良好的古文修养，在对传统的有意借鉴之中，表现出中文特有的音韵之美：
 
四围庄户在望，鸡鸣犬吠可闻；却又远隔人烟，与尘俗生活保持着恰到好处的距离和联系。（《天台寺》）
 
无数卵石隆起于河床，聚合成美丽的沙洲。或依岸临水，或孤卧中流，像一个个硕大的贝壳，镶嵌在青山绿水之间。水清沙白，动静相生，美到不可言说。（《乌江石》）
 
安元奎还有着自己独特的幽默。其语言中两个事物的类比中体现出来的小小讽刺，亦庄亦谐，增添了散文的情味，让我们在阅读时不时会心莞尔：
 
鸭客挥杆的动作舒展而自信，有一种不容置疑的权威性，其姿势优美和娴熟如高尔夫球手。后来我每在影视中看见所谓的成功人士们挥杆高尔夫球时，总觉得二者有些神似。（《鸭客》）
 
如上一些简单例举，大体可窥安元奎叙述特征之一斑。他的散文语言干净，情感克制，具有含蓄之美，即使是“远去的背景”一辑中缅怀亡故亲人的文字，也是如此。正是因为安元奎的散文具有如此一些特征，加之他没有当前很多散文写作者的煽情、滥情之弊，而是整体呈现出清通畅达、自信从容的气质。因此，某种程度上，我把这视为一种成熟的、中年气质的写作。何谓中年气质的写作？在我的理解中，这种写作，是告别了青春期的呐喊似的激情，具有“人到中年”时的理性、沉稳、不一惊一乍，同时又含蕴深厚、一种可以接通内心与历史空间的写作；它是一种外表克制其实内心激情翻滚，理智而又宽广，让人心生信赖的、一种“男子气”的、有魅力的写作。中国的文学深受各种因素的形制，从“载道”到“言志”，从“为人生”到“为艺术”、“为工农兵服务”，众多魔咒箍在中国作家的头上。直至上世纪80年代，中国文学才勉强摆脱政治铁腕的控制，借助又一次大的西风东渐，在艺术之路狂奔，才创造出当代文学的辉煌来。在90年代，文学在回归本位的同时，却又必须面对来自商品经济的“天鹅绒”的裹挟，面对消费文化的冲击，许多写作，成为以市场为惟一目标的写作；它们不得不一再作出艺术与思想的“降格”处理，以迎合大众的口味；又为了打开销路，使用上各种名目吓人的“促销手段”，混淆视听，终于招来各方的批评，被批之为“垃圾”。我所称许的中年写作，与此种消费文学相异。
我所称许的中年写作，与内心的图景关联。这种内心的图景，即是作者的精神图景。是的，这是我最为看重的。在我看来，本质上的文学，只与精神的展开有关。而这种精神，与作者身上个体的独立的现代意识有关。事实上，正是作者身上的现代意识，支撑起作者具有人道主义色彩的哲学意识和世界观，其本质是对文明与自由的追寻，对奴役与专制的反对，对人性与美的歌颂。我以为，一个写作者，一个知识者，一个接受文明教育的现代人，都应该具有这种意识。但事实并不乐观。我们在那些谎言写作、歌德写作、颂体写作中就看不到这种意识，奴才文学在这个时代依然大行其道。
正因为如此，我对一个写作者身上是否有这种现代意识非常在意，如同我必然在意安元奎在追索乌江文化遗痕的过程中，所流露出来的精神动姿一样。在收集民歌的过程中，面对着以民歌为生轻看俗务的农民歌手朱光普，他的投入与专注以及那种投入和专注中所体现出来的精神力量，深深摇撼了安元奎。对于朱光普来说，民歌是他的血液、呼吸和伴侣，也是他的安慰、寄予和眺望。因为有了民歌，在困难时期无酒无肉的大年除夕，能够有民歌给予的“福至心灵”的全家乐；因为有了民歌，他有了重压之下的洒脱和笑对生活的超然，这份超然又馈赠给了他的老脸上似乎永远不会凋谢的美丽笑容。这位被安元奎赞为歌仙的老人，生活在民歌的滋养里，始终保持着自己的那份由民歌给予的淡然、固执和纯粹，哪怕是不合适宜。这是一位真正的被乌江精神之水所滋养的老人，有着穿越时空引领时尚的精神力量，是生长于乌江边的一棵活的哲学树，是伟大的乌江以它的奔腾不息对我们的教诲。与老人相比，现代社会中那些浩大的精于算计痴迷于物质眼睛只往下看的群体应当感到羞愧。这样的一位老人，触动了作者的心弦，引发了精神的回响。在这回响之中，充满了生命的反思、疑虑，也充满了对生命的礼赞。作者写道：
 
我突然感到怀疑，自己虽用熟悉的汉语记录了几首歌词，但这还是那原生的民歌吗？还是与这片土地的历史和命运紧紧缠绕的歌谣吗？并且，我们真的能把它连同泥土的芬芳，原汁原味地带进喧闹的都市？（《野生的民歌》）
 
可以说，正是在犹疑处所体现出来的精神动姿，以及这种动姿后面的人道主义情怀，才会指点着我们进行躬身自扪的反省，进行动人而可贵的精神成长。
同样，作者在《泉口阁和它的守望者》一文中，给我们挖掘出另一个时代的有关精神信仰的故事。田苏香、田和莲两姐妹誓死捍卫、守护自我精神空间的故事，直让人唏嘘不已。
从泉口阁的历史来看，田氏姐妹属于幸运地生在一个信仰不断的家庭，因此受到的宗教思想的濡染可想而知，若非受到佛学广阔浩瀚思想的召唤，我们就不能理解其12岁即矢志遁入空门献身佛学参悟的英勇举动。一系列文革之中的惨绝人寰敲骨吸髓的磨难，竟然无法摧毁她们心中寄予此生的信仰。也许，我们在感叹她们信念卓绝的同时，庶几忽略了她们所遭致的没有人性限度的折磨，以及此折磨所给予她们信仰的打击，在彻底看空俗世的佛学思想的“庇佑”和“导引”之下，姐妹俩最终活着并坚持了下来。她们的精神之光照彻了折磨者的卑鄙丑恶，她们化身为当地人心中的佛，成为他们的神话，受到他们的敬仰与怀念。在这里，个体在历史中遭遇的困厄，凸显出精神伟大的、拯救意义的光芒。正是这种光芒，赋予了人类生活以意义，带给我们以超越视距的震动和启示，提示出人类另一个浩大无边的精神空间，给人类生活以指引。它是人类值得赞颂的存在，它感动了我们，感动了作者：
 
几十年如一日坚守着信仰，这种精神的力量，让人肃然起敬。至于她们信仰的宗教世界是真实还是虚幻，已经无关紧要了，我们这些随波逐流的人没有资格来评判。
我在两个塑像前肃立良久，不敢拷问自己的灵魂。但我用自己的方式，在心中深处参拜了两个从人间升格到天庭的神灵，对她们的信念和操守，表达我汗颜中生出的敬意。（《泉口阁和它的守望者》）
 
我以为，作者所追寻和打捞出的乌江文化，客观上给我们的生活提供了启示和参照，提供了借鉴，以便让我们生活得更有意义。以史为鉴，以史为镜，正是在这一层意义上说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也是着重历史与生活的联贯来说的。而乌江正是这一意义的提供母体，这也正是乌江千百年来，之所以能够指引我们更好地生存下去的原因和理由。什么是生命的价值？什么是生命的目的？安元奎的乌江文化走笔中，已经有很多可供我们利用的精神资源。为我所看重的上面这两例中，他们一个在世，一个已修为神，被人们塑像膜拜。历史告诉我们，汲汲于物质者只能是一个猪一样的庸常人生，人之所以伟大正赖于其精神力量所发出的光芒。
 
三
 
也许有人并不认同作者的某些观念，以为当详细深掘的地方却潦草拂过，小说家辛格说，对事实的看法会过时，但事实本身不会过时[v]。历史烟尘下的乌江文明何其广大，安元奎的追寻实在是一种探险。可以想象，这种探险对个体心智、知识、情怀的要求将是怎样一个严峻的考验！如果没有与考察对象相应的宽广的智识，个体精神之光将何以完成勘探和厘清？但是，任何一项工作的完成都不可能是完美的，都是一件注定要遗憾的事。乌江从边鄙走向中心话语，正赖于生长于斯的知识者的专注和努力，在此，我们只能给安元奎鼓劲，并相信他会不懈努力的。并且，这里面可能还存在着文体的局限，要求包罗万象也是不合理的。
笔者曾经写过一篇论安元奎散文的文章《用叙述追赶消褪的时间》，那篇文章有诸多缺陷，未能点出其散文的审美特征，未能触及作者的创作心理。本文试图打探围绕于文本后面的创作心理，从这样的角度导出其散文的审美特质，以便我们把握其散文创作理路和审美诉求。
尽管我们可以“轻易地”指认安元奎散文创作中存在的种种“弊端”，但笔者以为，我们评判一个事物须具备一定的历史眼光，应该考虑作者创作时的心理动机，才能得出切合实际的结论，而不是对这一切视而不见，以空对空地发表议论，落入赵括式的笑柄。前面我们提到，安元奎的散文创作，其实是一种儒家传统文化氤氲下一个知识分子的文化自觉担当行为，其创作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自觉的“文化”代言，一种生命意识中根深蒂固的“使命”使然；那么，乌江与他的相遇，是一种待开掘的“文化符号”与一个具有自觉担当意识的知识分子的寻找与被寻找，而不是一种散文创作中“技艺”所关照的“素材”，也就是说，安元奎对“乌江”的文化的开掘、探寻是第一位的，将之再现出来是第二位甚至第三位的事了。其对象的“历史客观性”必须得以尊重，甚至是作者表现的全部，而不是“新散文”中只是充当创作主体某一个心境或一种情绪表现的“被拿来”的“主观对应物”。我以为，这是在观照安元奎散文与“新散文”时必须区分与明确的立场，离开了这一立场，我们的看法与评判就难免偏执，陷入以偏概全或武断否定的局面。